智能治理要從“數字可見”走向“智能可用”
當前，世界正經歷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yè)變革，人工智能作為其中的核心驅動力，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和人類生產生活方式。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fā)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發(fā)展報告（2025）》顯示，截至2025年6月，我國生成式AI用戶數已達5.15億，顯示AI已從特定領域的工具躍升為社會系統的通用“支撐結構”。
中國社會正加速駛入數智化轉型的關鍵路口，AI與數據、算力、平臺體系深度融合，社會治理正出現一個愈發(fā)清晰的趨勢：治理方式正從以信息整合、流程上線為特征的“數字治理”，邁向以模型參與、算法協同、智能決策為核心的“智能治理”。在此背景下，社會治理呈現出算法嵌入流程、模型參與判斷、平臺重構交互的新特征，過去依賴數據可視化和系統集成的治理方式，正在被更具預測性、主動性與機制重塑能力的智能治理所取代。
數智化轉型深刻影響社會治理模式。智能治理區(qū)別于數字治理的關鍵，一是從數據匯聚走向智能研判。數字治理主要依靠數據整合和信息呈現，而智能治理強調讓算法對數據進行分析、研判與預測，使數據真正轉化為治理能力。二是從流程電子化走向流程智能化。過去的治理改造集中于將事務上線辦理，而智能治理則通過模型預測、算法派單、智能響應等方式對治理流程進行重組，提高治理主動性與治理速度。三是從技術工具走向治理要素。數字治理重在“用技術”，智能治理則是讓算法直接參與判斷、處理和決策環(huán)節(jié)，對治理機制本身產生內生影響。
以此為背景，近年來各地AI應用落地在決策支持、服務供給和風險監(jiān)測等場景上呈現出新的使用邏輯。首先，智能決策支持方面，政府部門開始借助AI進行決策模擬和輔助，如利用機器學習模型分析經濟指標、人口遷移、交通流量等數據，為城市規(guī)劃、公共政策提供科學依據。AI可以根據歷史數據和模式預測未來趨勢，從而幫助決策者預判政策效果和潛在風險。這使得政府決策過程更加數據驅動和科學化。其次，公共服務供給方面，深圳、廣州、無錫等地上線了AI驅動的政務服務平臺，提供智能問答、政策咨詢和業(yè)務辦理輔導。AI技術讓辦事群眾可以通過對話式界面獲取政策信息、提交申請材料，免去了來回跑窗口的麻煩。多地12345政務熱線引入智能客服機器人，應答群眾咨詢，分流簡單問題，大幅提高了服務響應速度和質量。此外，在醫(yī)療、社保等民生服務中，AI的應用也提高了資源匹配效率，讓公共服務更精準地觸達有需要的人群。
在社會風險智能監(jiān)測與預警上，生成式AI的出現顯著增強了風險治理的感知、理解與預測能力，使其成為智能治理時代最具變化性的治理環(huán)節(jié)。公共安全部門利用圖像識別技術進行治安視頻監(jiān)控，異常行為實時識別預警；網絡監(jiān)管部門借助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對海量社交媒體內容進行輿情監(jiān)測，及時發(fā)現社情民意異動和潛在風險點。在災害預警上，AI通過傳感網絡監(jiān)測環(huán)境數據，預測洪水、地震等災害的發(fā)生概率和影響區(qū)域，生成預警信息，為政府應急響應贏得時間。AI賦能下的社會治理有望實現由被動響應向主動預防的轉變，治理模式更加智慧、高效。
然而，AI深度介入社會治理尚不成熟，也帶來新課題。一個突出現象是“算法科層化”傾向，即治理過程中權力運行越來越依賴算法的篩選和判斷。這方面在行政審批、司法、公務員考核等環(huán)節(jié)已有所體現。例如，有地方試點運用算法模型初步篩選企業(yè)貸款申請，再由人工復核；法院引入量刑輔助AI系統，對案例進行推薦量刑。算法作為“準官僚”參與決策，似乎能夠提升效率和一致性。但是公眾不免擔心，過度依賴算法可能導致“黑箱決策”，一旦結果出錯或有偏見，責任如何界定？算法往往由企業(yè)開發(fā)，商業(yè)算法嵌入公共決策是否會損害公共利益？這些都成為智能治理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
對此，各地和各領域也開始探索不同的應對路徑。一是提升算法透明度與可解釋性。多地在關鍵公共算法中引入可解釋模型或展示模型思維鏈，允許決策者查看算法的主要判斷依據，提高算法參與治理的透明度，減少“黑箱化”帶來的不信任。二是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確保算法正義。我國陸續(xù)通過多項法律法規(guī)、文件通知、行業(yè)標準及整治行動等對網絡算法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健全算法透明和審計體系，提出算法復核與人工兜底機制，保障算法安全可控和公正，確保治理權力不被算法壟斷。三是推動算法備案與第三方評估。在涉及公眾利益、國家安全等領域，引入強制算法備案制度，對算法的功能、數據來源、優(yōu)化邏輯進行記錄，并探索由高校、科研機構等開展獨立評估，以提升算法應用的公正性與規(guī)范性。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數智時代的社會治理呼喚新的社會契約，即在政府、企業(yè)、公民之間就數據權利和算法責任達成共識，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在城市層面，建設城市算法治理沙盒，讓新技術在可控環(huán)境中測試對社會的影響。在社區(qū)層面，推廣數據委員、算法監(jiān)督員等公眾參與機制，讓居民對涉及切身利益的智能系統擁有知情權和反饋渠道。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技術邏輯”與“治理邏輯”的有機統一，讓AI真正服務于社會善治。
邁向共生共治的智能社會。中國社會的數智化轉型進程，體現出“國家主導—產業(yè)驅動—社會協同”的獨特路徑。在政府有力引導下，人工智能上升為國家級發(fā)展戰(zhàn)略；產業(yè)界蓬勃創(chuàng)新，將AI廣泛應用于經濟社會各領域；社會公眾逐漸適應并順應技術變革洪流，形成良性互動的生態(tài)。這一模式保證了技術與社會的深度融合，同時也為未來發(fā)展奠定基礎，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場導向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智能社會發(fā)展經驗。
算法共治將成為智能社會治理的核心理念。隨著算法嵌入越來越多的治理環(huán)節(jié)，僅依靠內部技術管理難以滿足公共治理的透明、公平和問責要求。未來需要構建政府、平臺企業(yè)、科研機構和社會組織共同參與的協同治理機制，通過算法備案、獨立評估、社會監(jiān)督等方式，使關鍵算法具備可審查、可解釋、可質詢的特性，確保算法真正服務公共利益。
智能普惠是數智化未來發(fā)展的應有之義。智能治理要真正產生結構性效應，必須讓技術能力在不同地區(qū)、不同群體之間實現更均衡分布。在推動重點城市和重點領域應用深化的同時，也需要兼顧弱勢群體、城鄉(xiāng)差異和數字能力差異，通過適老化設計、無障礙服務提升等方式，培育全民AI素養(yǎng)，讓智能治理成為提升公平性的工具，而不是新的鴻溝來源。同時，鼓勵開源社區(qū)和公益組織發(fā)展，共享AI模型和工具資源，降低中小企業(yè)和個人獲取AI能力的門檻。
倫理先行是確保智能社會良性發(fā)展的必要前提。智能治理深入應用使傳統治理中涉及的數據隱私、公平正義等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未來需要在更高層面明確智能技術研發(fā)和應用的倫理紅線和責任邊界，如算法歧視防范、敏感信息保護、自動化決策的人工復核機制等，以制度化方式構建“技術可用、權力可控、責任明確”的治理框架，為智能時代保駕護航。
數智社會的藍圖應當是人—機—社會共生的生態(tài)。這意味著，人類和智能機器在相互尊重、彼此賦能基礎上，共同創(chuàng)造社會價值；社會制度與技術系統有機融合，協同演化。國務院印發(fā)的《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提出，要開創(chuàng)“社會治理人機共生新圖景”——我們追求的智能社會不是冷冰冰的技術統治，而是一個人在循環(huán)中發(fā)揮主體性、機器發(fā)揮輔助性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在這個形態(tài)中，人的創(chuàng)造力與機器的計算力珠聯璧合，個人價值與集體智能相得益彰。（湖北經濟學院副教授 朱萌，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龔為綱）
編輯：遲明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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