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霞（海南師范大學法學院院長）

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作為國家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戰(zhàn)略舉措，進入封關運作前關鍵期，人流、物流、資金流的加速集聚引發(fā)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催生了多元化、復雜化、國際化的社會矛盾糾紛，對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以矛盾糾紛化解為切入點，構建與自貿港定位相適配的現代化社會治理體系，既是保障自貿港建設行穩(wěn)致遠的現實命題，也是豐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區(qū)域實踐的重要課題。

理論根基：矛盾化解與治理現代化的辯證統(tǒng)一

社會矛盾糾紛化解與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并非孤立存在，二者構成“實踐—保障”的辯證統(tǒng)一體，根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論框架。

從本質上看，社會矛盾糾紛化解是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核心實踐場域。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要義在于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機制優(yōu)化實現社會善治，而矛盾糾紛作為社會關系失衡的集中體現，其化解效果直接檢驗治理體系的適配性與治理能力的成熟度。在自貿港建設語境下，矛盾糾紛的高效化解不僅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底線要求，更是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營商環(huán)境的核心支撐，是彰顯自貿港治理效能的“試金石”。同時，矛盾糾紛化解過程中形成的實踐經驗，如多元解紛機制的銜接、基層治理模式的創(chuàng)新等，反過來為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了鮮活的實踐素材，推動治理制度不斷完善。

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是矛盾糾紛高效化解的制度保障。根據協同治理理論與法秩序統(tǒng)一性原理，現代化治理體系通過制度供給、資源整合、科技賦能、文化引領四大支撐，為矛盾糾紛化解提供系統(tǒng)性保障。制度支撐層面，自貿港法規(guī)體系的完善使解紛工作有法可依；協同支撐層面，打破部門壁壘的聯動機制破解了“九龍治水”的治理困境；科技支撐層面，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了解紛效率與精準度；文化支撐層面，“以和為貴”傳統(tǒng)理念與現代契約精神的融合，從源頭減少了矛盾糾紛的產生。二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共同構成自貿港善治的基礎。

實踐困境：自貿港矛盾糾紛的特殊性與治理短板

海南自貿港的特殊定位的開放屬性，使得社會矛盾糾紛呈現區(qū)別于內陸地區(qū)的鮮明特征，也暴露出當前治理體系的適配性短板。

從矛盾糾紛的特征來看，其一，跨境性與國際化凸顯。隨著外籍常住人口、年接待游客的增長，跨境貿易糾紛、外籍人士權益糾紛、候鳥群體矛盾等新型糾紛日益增多，涉及不同國家法律規(guī)則、文化習俗的碰撞，增加了化解難度。其二，類型多元且新型化突出。旅游消費糾紛、征地拆遷糾紛、涉企跨境糾紛、生態(tài)環(huán)保糾紛構成主要矛盾類型，其中跨境電商合同違約、外資企業(yè)用工爭議、海岸帶開發(fā)沖突等新型糾紛，對治理主體的專業(y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三，輿情敏感性強。旅游消費、生態(tài)環(huán)保等領域的糾紛易通過網絡發(fā)酵擴散，引發(fā)對自貿港整體環(huán)境的質疑，對快速響應、透明處置能力提出挑戰(zhàn)。

從治理體系的短板來看，一是規(guī)則銜接不暢。海南自貿港“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等政策與原有制度、群眾認知存在差距，部分新型糾紛缺乏明確的規(guī)則依據，導致解紛標準不統(tǒng)一。二是協同治理效能不足。盡管已建立矛盾糾紛調解中心，但部分地區(qū)仍存在部門壁壘，信息共享不充分、聯動處置不及時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三是基層治理能力薄弱。部分基層干部缺乏自貿港法規(guī)知識與多元解紛技巧，面對跨境、新型糾紛時應對乏力。四是法治意識有待提升。部分群眾“信訪不信法”、企業(yè)合規(guī)經營意識不足，加劇了矛盾糾紛的化解難度。

路徑建構：自貿港治理現代化的實踐創(chuàng)新方向

以治理現代化破解矛盾糾紛化解難題，需立足自貿港特殊定位，構建“源頭預防—多元化解—科技賦能—基層夯實”的系統(tǒng)性治理體系，實現治理效能與解紛效果的雙重提升。

一、源頭治理：新時代“楓橋經驗”的自貿港轉化

源頭預防是矛盾糾紛化解的根本之道，需將新時代“楓橋經驗”與自貿港實際相結合，構建“預防為先、關口前移”的治理模式。在治理架構上，推行“村（社區(qū)）+網格+樓棟”三級排查體系，每個網格配備“調解員+法律顧問+民警”的專業(yè)力量，實現矛盾糾紛的早期識別與干預。在實踐路徑上，針對重點領域風險，建立“政策宣講+利益協商+法律援助”的前置機制，如三亞市海棠灣地區(qū)通過該模式使征地糾紛率下降，印證了源頭治理的實踐價值。同時，推廣“村民議事會”“候鳥人才智囊團”等民主協商機制，吸納多元主體參與治理，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zhèn)、矛盾不上交”。

二、多元化解：分層遞進體系的制度建構

基于協同治理理論，構建“非訴在前、訴訟斷后”的分層遞進解紛體系，是提升解紛效能的關鍵。在制度設計上，依托《海南省多元化解糾紛條例》，明確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仲裁等解紛方式的適用范圍與銜接程序，實現“無縫對接”。在組織培育上，重點發(fā)展旅游、海事、知識產權等行業(yè)調解組織，吸納行業(yè)專家、外籍調解員等專業(yè)力量，提升新型、跨境糾紛的化解能力。在機制創(chuàng)新上，打造“旅游糾紛先行賠付+異地調解”“海域糾紛海洋法庭+漁政調解”等特色模式，適配自貿港矛盾糾紛的類型特征。

三、科技賦能：智慧治理的法治保障

數字法治理論為科技賦能矛盾糾紛化解提供支撐，需構建“數據跑路代替群眾跑腿”的智慧治理平臺。在風險預警層面，建立矛盾糾紛大數據分析中心，整合12345熱線、信訪、司法等數據資源，通過算法模型預測高發(fā)領域與風險區(qū)域，實現精準預防。在在線解紛層面，推廣“調解云”平臺，實現調解申請、證據上傳、視頻調解等全流程線上辦理，適配候鳥群體、外籍人士的時空需求。在智能處置層面，完善12345熱線“一鍵轉派+限時辦結”閉環(huán)機制，明確簡單糾紛24小時響應、復雜糾紛7天內處置的標準，提升解紛效率。

四、基層夯實：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培育

基層是矛盾糾紛化解的第一線，需通過資源下沉、隊伍建設、社會參與，筑牢基層治理根基。在隊伍建設上，實施基層干部“法律+業(yè)務”雙培訓，重點強化自貿港法規(guī)、調解技巧、輿情應對等能力。在資源下沉上，實現法律顧問、律師、公證員進社區(qū)、進園區(qū)全覆蓋，為基層提供專業(yè)法律支持。在社會參與上，培育志愿者隊伍、商會組織、少數民族調解組織等第三方力量，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協同、群眾參與”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區(qū)域樣本：以治理現代化護航自貿港行穩(wěn)致遠

海南自貿港的社會矛盾糾紛化解與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在特殊區(qū)域的生動實踐。其核心要義在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將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穿治理全過程，通過源頭治理、多元化解、科技賦能、基層夯實的系統(tǒng)性路徑，實現矛盾糾紛的高效化解與社會治理的持續(xù)優(yōu)化。

這一實踐探索不僅為自貿港建設營造了安全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與法治化營商環(huán)境，更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區(qū)域樣本。在封關運作臨近的關鍵階段，需進一步深化治理體系創(chuàng)新，強化制度保障與科技支撐，推動法治與德治深度融合，使社會治理體系更加適配自貿港的開放發(fā)展需求，為自貿港建設行穩(wěn)致遠提供堅實保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海南力量。